论文——数据化：广电业的数字化路径

数据化：广电业的数字化路径

（作者：姜浩  本文已发表在《广播电视设备与技术》杂志2012年第3期）

曾经在广电业界如日中天的日本大型电子企业，如今似乎都风雨飘摇。索尼公司在2011年4月到2012年3月的2011财年净亏损5200亿日元（约合64亿美元），这是索尼公司连续四年亏损，也是其成立以来的最高亏损纪录，四年总亏损额累计高达9193亿日元（约合113亿美元）。2012年9月的中期报告显示，索尼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40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1亿元）；松下公司预计在2012年4月到2013年3月的2012财年会亏损76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00亿元），这是继上一财年亏损772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05亿元）之后，连续第二年出现的大幅亏损；夏普公司在2011年4月到2012年3月的2011财年出现37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亿元）赤字，到2013年3月，该公司预计还将亏损45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50亿元）。

日本广电制造业的数字化走错了方向

日本索尼、松下、夏普和NEC等大型广电企业穷途末路，根本原因是在数据化上。它们都缺乏数据化的战略眼光，错过了数据化的重大机遇。

从表面上看，当年在模拟高清电视上押错宝、遭遇重大挫折之后，这些企业都积极投身于数字化变革中。它们设计了多种数字音视频格式，发起和制定了DVCPRO、DVCAM和蓝光盘等数字标准，生产了大量新颖的数字化产品。但这些日本的大型广电企业对数字化的理解，大多仍然停留在串行的、线性的、均匀的、非结构化的、私有的和专用的层面。其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线路、通道、流、轨等概念上。这些阻碍传统前进的思维，部分来自上一代技术的延续，部分来自出于技术保护主义目地的对外商业宣传和自我麻醉。在其背后，则存在着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尖锐对立。

在已经数字化的世界中，我们的社会中科技的发展正面临数据化与非数据化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往小里说，体现在研究方向的明确、生产目标的定义、技术方案的选择、系统的规划设计、产品开发的选型等各个方面；从大的格局看，会影响和决定行业、企业的生死、兴衰，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的成败。

从数据化出发，我们有面向数据的、以数据为核心的、数据友好的标准、格式和产品，从非数据化出发，得到的则是非面向数据的、不以数据为核心的、数据不友好的标准、格式和产品，尽管它仍然是所谓“数字化”的。是否数据友好的，是否以数据为中心，是否是面向数据的，是衡量这两个不同数字化方向的核心判据。非数据化的标准、格式和产品具有单一性、封闭性、私有性、专用性等特点，而数据化则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公有性、通用性等特点。例如，数字视频光盘DVD是典型的非数据化产品，而电脑硬盘中的AVI视频文件则是典型的数据对象。想一想你上次使用DVD是什么时候，就能明白为什么数据化如此重要了。

实际上，这些日本的大型广电企业所死抱着不放的非数据化的标准、格式和产品也会有很多优点，就像DVD那样，它们使用简便、稳定性高、安全性好等等。这些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被极力强调，但它们在伸缩性、可扩展性、兼容性、互操作性等方面远远落后于数据化的系统。表面上看，某些非数据化的产品初始生产成本较低，但由于其标准的私有和技术的封闭，导致用户必须为其配件、升级、维护和其他各种相关服务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其长期应用成本是与数据化系统无法比拟的。所以，无论是DVCAM、DVCPRO，还是Betacam SX或XDCAM，这些非数据友好的数字视频格式，必然被AVI、MP4这样的数据视频格式替代；而CD、MD、DAT这样的数字音频格式，其生命力也无法与MP3等数据音频格式一较短长。

数据化与计算力、通讯力、存储力

在数字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大型计算机和中央处理器的概念也曾经被认为无可质疑。当时建造数字系统的成本昂贵，只有少数机构才负担得起购买一台主机的费用。个人用户在使用电脑的时候，面前只有一台显示器和一个键盘，用户只能用一条通讯线路连接主机，提交计算任务并等待主机返回计算结果。在这样的星型结构中，所有的计算和存储资源都在远程机房中的庞然大物里面，一个用户要和另一个用户通讯，总是不得不依赖中央主机的中转。在当时，有些科学家根本没有预见到个人电脑这种把数据计算、数据存储和数据通讯能力集成在一起，并将其交付给每个人的时代的来临。他们当时天真地宣布，世界上只需要少数的几台大型电脑就够了，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各种信息都可以被汇总到这几台无所不知的机器中。这种少数的核心无所不能和中央集权的精英思维始终阴魂不散，直到今天还仍然会以“维纳斯计划”、“数字机顶盒”或“云计算”等花里胡哨的新名词改头换面地轮番登场。

当时的中央主机体系结构引起了一些人的警惕。有远见的科学家将这种系统比作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因为这种设备的力量看起来非常强大，而且其能力在飞速提升，似乎全社会都有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牺牲品。在《第二媒介时代》一书中，作者马克.波斯特也表达了类似的沉重忧虑。他将其比喻为“超级全景监狱”。作为掌控了所有计算资源、通讯资源和存储资源的中央电脑主机，或者说是中央主机的管理者，好像置身于监狱中心高高的塔楼上，通过三百六十度的全景玻璃窗向外观察和监视全世界，把整个社会中每个人的活动都尽收眼底。

如今，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已经微乎其微，因为个人计算机这种典型的数据化产品在二十世纪末划时代地出现了。过去的几十年中，Digital 8、DV和CD、 DVD等延续僵化技术传统的产品来了又消失，而个人计算机则生机勃勃，并进化为更富于个人性质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因而革命性地实现了数据计算资源、数据通讯资源和数据存储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普及。

虽然在绝大多数理论阐述中，作为数据化典型代表的个人计算机总是被看作人类发明和使用的又一种工具，我们却相信，作为数据化的独特载体，它远远超越了历史上人类所发明的其他任何一种工具，甚至超越了在它之前被发明的大型中央主机电脑。从拟人的角度看，我们更应该将个人计算机看作“代理（Agent）”。由于跟这个代理的充分合作，个人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扩展。一个人的计算机和网络应用知识越丰富，他的信息力量就越强大。仅以数据存储为例，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借助计算机这一平台，仅付出极低的成本，就拥有大量电子版的书籍、古代书法、地图、世界名画、摄影名作、音乐和电影等。虽然这些都是以数据文件形式保存的原作的副本，但它已经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借助数据化平台提供的计算力、通讯力和存储力，从利用原来几种类型的大众传媒有限地、受控制地享有文明成果的阶段，进入到可以凭借数据化代理帮助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拥有和广泛、充分享有的阶段——这实际上是在精神文明领域中的，更丰富、更全面的民享和民有。

和物质文明领域中“藏富于民”不同的是，精神、文化领域中的这个变革过程不是零和的，也就是说，更多人的获得不会导致原来拥有者的损失，因为数字副本不具有排他性。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出，数据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藏力于民”。由于每个人获得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的计算力、通讯力和存储力，能力增强导致了其权力外延的扩大。从表面上看，这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而是人对信息和知识这些社会精神文明成果相关权力的扩展。

数据化正在重塑广电传媒业

依靠其三种强大的力量，数据化也正在导致社会关系的重塑。传统社会中大量的金字塔结构正在消解，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中。这种变革在传媒领域引起的变化最明显，这突出表现为新媒体的崛起。传统的广播式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这些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和电影等。虽然它们为了适应多样性，发展出了报刊的地区版本和电台、电视的区域性广播，同时也在利用从现场观众、普通信件、电话、短信到电子邮件这样的反馈手段，但其树状的信息单向传播体系结构是无法被彻底改变的。如今，不仅是个人，传统的主流媒体也越来越依赖基于对等主机结构组织起来的、无中心或者说是泛中心的数据通信网络——因特网。而作为网上信息交流的主要环境，论坛（BBS）这种根据专业分类、以主题为核心的媒介，也正在向以个人为核心的博客（Blog）这种对等媒体发展。

数据化围绕个体组织计算力、通讯力和存储力，这将导致终极意义上的多样化——即每个人占据一个独特的类别，因为社会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由于以数据为核心的计算、通讯和存储，大规模、自动化的个人定制成为可能。虽然这种个人定制仍然是在某一个有限的内容集合——“数据库”中的选择，但其选项的来源不再是金字塔的塔尖或树的树根，而是平等地来自于网络中广泛分布、动态增减的每一个节点。由于数据的标准化和开放性，每个人都可以添砖加瓦，创作新的内容材料与形式素材，互联网上原本就非常庞大的媒体资源选择集还在急剧地膨胀。而传统媒体内容与形式的数据化，则可以为这个选择集增添高度专业化的、高质量的、高信度的内容，如果它们愿意数据化的话。

通过为我们实现更多计算力、通讯力和存储力，数据化的影响直接作用在每个人的身上，它使人拥有了更大的自由。数据化应该是数字化发展的主流方向，日本的大型广电企业正是脱离了这一重要方向，所以才会再次误入歧途。从广播电视行业发展的角度看，数据化决定了这个世界技术进步的本质，并正在重塑了包括广电传媒在内的整个社会。如今，广电行业——无论是广电制造业还是广电传媒业——所面临的，早已不是要不要数字化的问题，而是怎样数字化的问题，是在数字化的世界中，如何把握“数据化”这一重要方向，充分理解这一变化的本质，以及如何适应和推进数据化的问题。